中国古代统计思想，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结绳记事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曾有记述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

结绳记事插图

西汉的《九家易》对其解释为：“古者无文字， 其有约誓之事，事大，大其绳，事小，小其绳，结之多少，随物众“。即根据事件的性质、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，系出不同的绳结。

这表明当时已用”结绳”法来表现社会现象的数量，并产生了简单的分组。这可视为中国古代统计思想的萌芽。

原始社会末期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了文字和数字，“结绳记事” 的计数方法使逐步被“书契记数”所替代。

书契是指正面写字、侧面刻齿以便验对的文书，具有契约性质，早期刻在龟甲、兽骨上，后期刻在竹木上。

殷墟书契菁华

在殷墟书契中，记载了很多商代的统计史实，从中可以发现：商代统计的应用范围已相当广泛，在人口、军事、田猎、祭祀等方面，都有统计数字，虽然只是对某项活动的单统计，但证明统计实践在逐步发展，点滴的统计思想也开始形成。

西周是我国奴隶制度的全盛时期，为适应国家统治与管理的需求，设立了统计组织，创建了统计报告制度，统计工作已扩展到民族、粮食、赋税等方面，产生了统计调查、统计分组、统计预测、统计平均数等思想。

如《周易·系辞上》有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的统计分类思想，《尚书·夏书》提出了“关石和钧”的统计平均概念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政治上群雄争霸，学术上百家争鸣，许多知名人物如管仲、商鞅、李理、韩非等的学说中，体现了出色的统计思想，有的还利用统计资料对经济、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。

这些统计思想突出了两条主线：一是重视调查研究；二是重视利用统计资料或数量概念进行政治、经济分析。这一时期，中国古代统计思想的发展达到了阶段性高峰。

秦汉以后，统计思想趋于平淡发展，除了统计组织有所进步、统计法制有较大创新外，统计理论方面进展不甚明显。

在清末西方统计学传入中国以前，一直未能形成系统的统计理论，既没有专门阐述统计思想的著作，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统计学术体系。

总的来看，中国古代的统计思想，一直处于有“实”无“名”的状态。尽管历代学者先后提出了一些朴素的统计思想，但这些思想不能认定为一个成体系的知识系统。

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，系统的统计思想“需要经历统计意识、统计观念、统计理论等阶段，并根据人类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开展各种统计实践、统计理论研究与概括，才能逐步形成”。

中国古代统计思想一直未能形成体系原因是什么？

统计实践的滞后导致统计思想难有进展

在古代，统计主要是为统治阶层的赋役、财税、军事服务，几乎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情国力调查。秦统一中国后，虽然统计工作的范围有所扩大，但统计实践仍然主要集中于户口、土地和赋税统计。明朝中叶开始，同西方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相比，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和落后的生产力阻碍了统计实践的发展，也窒息了统计思想的创新。

统计一直处于从属地位

统计机构从属于行政组织；统计法律附属于相关法律条文；统计活动始终缺乏系统性的总结，一直停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，未能达到理论高度；统计思想只是哲学、政治、人口、财政、军事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从未有过独立专门的论述。

总体而言，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具有以下五特点：

一是从属性

在近代西方统计理论传入以前，中国的统计思想主要是在学术主张、政治见解、人口观点、军事理论、史学意见等体现出来的，或是在分析经济、社会问题时表达出来的有关统计或数量及其变化的一些概念或论断，并不是就统计问题的专门立论。

二是零散性

与中国古代政治、军事、会计等思想所体现出的一脉相承，递进发展的趋势相比，统计思想呈现出零散、片断的特点，很少构成继承和发展的连续性，不成体系。除了人口、土地、赋税等统计思想相对完整之外，其余的统计思想或是政治、军事、会计思想的一个片断，或尾某个著名人物统计实践的昙花一现，从未得到集中研究与系统性应用。

因此，研究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往往只能从其代表人物入手，只能在相关人物的包想和实践中加以爬梳、别扶。

三是与调查研究紧密联系

统计是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的，既研究客观事物的数量，也研究客观事物的质量。

如，春秋战国时期，管仲在《管子·问》中提出的国情调查提纲，就包括数量和质量的指标，体现了调查研究中数字和情况相结合的特点；

孙武在《孙子》中提出，调查人员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，调查研究必须全面、准确、及时，主张调查“五事”，研究“七计”，从而做到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；

孙武

商鞅提出“强国知十三数”的统计思想，对全国的粮食、人口、官兵等数量进行调查，其中特别强调人口调查，他对西周时期的人口调查登记制度予以改进并在秦国实行；

唐代刘晏的统计思想与商情调查密不可分，为了充分掌握各地的商情动态，他在各道设置巡院官，安排专人报告商情，采取措地，稳定物价。

四是与会计、财政等思想相伴相生，相辅相成

会计方法与统计方法融会贯通，会计账簿有时被归为统计资料进行分析，统计资料中包含的户口、土地等信息也经常被作为预算决算的依据。

如战国时期形成的上计制度，各都县的上计预算，是按该地区往年户口、垦地及赋税的统计资料为基础而做出的；预算的执行情况，是该地区当年户籍及账簿等各项总数的汇总，也是户口、垦地、赋税的统计报告。

南北朝时，苏绰创制“计账、户籍之法”，制定“文案程式”，统一了计账与户籍的内容与规格；开创“朱出墨入”，记录时用红色与墨色区别收支。该方法为隋代继承，并为唐代计账与户籍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明代张居正

明代张居正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财政危机，巩固明朝统治，上奏疏对当时财政收支状况进行统计分析。他以万历年间的财政收支为依据，指出其存在的问题，并根据“量入为出”原则，提出改进措施。

五是发展缓慢，鲜有突破性进展

如早在商、周时期即已产生统计分类(组)和平均数的思想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，分组法基本上还是《周易》提出的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，平均数基本上还是“裒多益寡”“称物平施”。

《周易》书影

春秋时期的统计估算法，后来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，一直未有大的发展。

统计分析虽然应用了多种方法，但也多是就事论事，一般都是以个别年度或个别问题的几个历史数字来说明问题，没有发展成多资料的综合性分析。调查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服务于统治需要的人口和土地调查。

总之，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很少能突破先秦时期论及的范围。

来源：《中国古代统计史简编》